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五次代表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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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1年至1927年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五次代表大会，陈独秀相继当选为书记、委员长、总书记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也由此踏上了开天辟地、继往开来的艰难历程。
(陈独秀（左）与彭述之)
一大，中央局书记
1921年7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，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，因故不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。他让陈公博带来致会议的信件。中共一大由张国焘主持，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。张国焘宣读了陈独秀的信，信中说，自任广东教育委员长后，教务繁冗，实在难以抽身参加会议，自己虽已提出辞呈，但是，目前尚未批准，望与会代表谅察，谨此向会议提出四点意见：一、党员的发展和教育；二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；三、党的纪律；四、群众路线。会议选举陈独秀、李达、张国焘组成中央局。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。
会后，包惠僧根据马林和中央局的意见专程来到广州，催促陈独秀立即赴沪主持中央局工作。陈独秀也是归心似箭，可陈炯明却一再挽留。陈独秀辞职不成，只得以去上海医治胃病为由，请假离开广州。9月中旬，他回到上海，开始主持中央局工作。自此，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收入，而以革命为自己的终身职业。
初创时的党经费困难，对于无经济来源的共产党员，中央每月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，他一家的生活实在难以维计，为此，他想尽了办法，据茅盾回忆，陈独秀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的名誉编辑，“月薪三百元。”但是，他的党务工作太忙，名誉编辑也只能暂时挂名。他唯有去找老友汪孟邹，从亚东图书馆一次又一次的支取《独秀文存》的版费，以至透支。
(马林)
到上海不足一个月，他就又被法租界当局逮捕。他叮嘱同被捕的包惠僧说：“家里有马林（共产国际代表，作者注）给我的信，如果搜出来，可能要判七、八年刑，我打算坐牢，你们出去后，要继续干，当然，不愿干也不必勉强。”在各方通力营救下，他只被监禁二十二天，便被保释出狱。
出狱后，他即签发《中国共产党中央通知》，指示要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，开展工人运动。当陇海铁路罢工的消息传来时，他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，立即给罗章龙写信说：“陇海罢工捷报先传，……这是我党初显神手的重大事件。立派大汉（李震瀛）等北来，作君后盾。”
中共二大召开前，共产党员已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人。长期困扰中央局的党费问题也有了落实，共产国际援助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，党员自行募捐一千元，从而为初建时期的党的活动，提供了相应的物质保证。
二大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
1922年7月16日至23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，陈独秀向会议作了报告。会议推举陈独秀、蔡和森、张国焘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，陈独秀用了二天的时间完成初稿。会议讨论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。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，打倒军阀，建设国内和平，挣脱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统一，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。最高纲领是“建设劳农专政的政治，铲除私有财产制度，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。”会议选举陈独秀、邓中夏、张国焘、蔡和森、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，陈独秀为委员长。
(张国焘)
半个月后，陈独秀又被上海法租界当局逮捕。一场风波又轩然掀起，自治同志会等十个社会团体联合发表《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》，这份文件说：“陈独秀是个改造中国的先驱，一个为解放劳苦群众而奋斗的革命家，……我们一定要起来救护呀！这不仅是救护陈独秀个人，这是救护垂危的改革运动，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！”
孙中山、蔡元培、李石曾等或致电法国驻上海领事，或奔走呼吁。这样，陈独秀只被监禁九天，便被交保释放。当陈独秀步出捕房时，前来欢迎的青年学生们用俄语唱起了《国际歌》。
中共二大召开前，马林便向中共中央建议，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，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。马林的这一建议，遭到陈独秀等大多数人的反对。陈独秀不赞成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，而主张与国民党结成党外的民主联合战线。可是，孙中山却坚决拒绝，主张“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，服从国民党，而不承认党外联合。”
当马林由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时，倔犟的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铁的纪律面前，也不得不表示服从，只是他提出了服从的前提条件，即孙中山必须取消打手模，和向他宣誓服从的帮会办法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蔡和森、张太雷等最早加入国民党。陈独秀别无选择，只得改变以往的认识，再也不能坚持“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”的立场。他在《向导》上发表《国民党是什么》的文章，以表明自己的态度，“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，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。”
但他毕竟对国民党成见太深，对这个成份复杂、素有“酱缸”之称的党始终保持警觉。两党初始合作，他既要规范自己的言行，又怕初创的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会因此而黯淡。所以，他只有告诫全党：“此种联合，纯粹是两阶级革命行动之联合，决非两个阶级主义之联合，此绝对不容混同者也。”
三大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
1923年6月12日至20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。陈独秀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，在谈到国共党内合作时作了自我批评，说：“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，犯了很多错误”，“还很容易激动。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指示，共产党员要无一例外的加入国民党，一切工作服从国民党。职工运动也不能特殊，工人也应参加国民党，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。陈独秀担心如此推行党内合作，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将逐渐为国民党所削弱。于是，他提出在国民党内建立中共党团的建议。
中共三大选举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，由陈独秀、蔡和森、谭平山、毛泽东、罗章龙组成中央局，陈独秀为委员长，毛泽东为秘书，罗章龙为会计。
(谭平山)
中共三大后，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，开始进行国民党的改组。11月24日，陈独秀主持召开中执委三届一次会议，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，并部署国民党的改组工作，以迎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。
次年1月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。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国民党一大，却以认真的态度，指示党内同志纠正关门主义的倾向，“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。”到1926年1月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十二处，特别市党部四处，临时省党部九处，全国除新疆、云南、贵州等省区外，几乎都建立了国民党组织。
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右派的责难，陈独秀多次发表文章予以回击。可当汪精卫、张继等以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，有党内有党之嫌相质询时，他又感到为难起来，他对张国焘说：“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，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，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，没有独立性了，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。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，也是做不到的。”“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应国民党的要求，将自己的组织取消。现在只有两途可循：或者国民党默认中共的党团能在国民党内存在；抑或中共趁早退出国民党，另谋党外的合作。”
四大，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
1925年1月11日至22日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。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报告。会议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，由陈独秀、张国焘、彭述之、蔡和森、瞿秋白组成中央局，陈独秀任总书记。中共中央机构已较以前健全、充实多了。陈独秀还主持秘书处的工作。中央的所有人事升迁、行政事务概有他委派和指示，他的权力也因之而增大，兼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多是他的学生、下级和晚辈。无怪乎张国焘说：“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副其实的‘家长’。”
(瞿秋白)
5月14日，上海纺织内外棉十二厂（纺纱厂）的日本厂主仇视工会组织，无故开除工人代表。次日，内外棉七厂（织布厂）厂主又以十二厂工人罢工为借口，不让工人进厂。工人们蜂拥进厂，要求复工和发工资，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向工人开枪，打伤多人，工人顾正红身中四枪，伤重身亡。上海纱厂的工人斗争早就引起陈独秀的关注，三个月前，日商经营的上海纱厂同盟罢工时，他便在《向导》发表《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》，表示敬佩和声援。5月16日和19日，他对顾正红事件迅速作出反应，签发了中央32、33号通告，指示各区委、地委、独立支部，“号召工会、农会、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，”募集捐款，支援罢工工人，兴起“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。”并要求各地的党、团组织“下全体动员令，组织游行演讲队，”“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。”
5月28日，中央局和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，陈独秀、蔡和森、李立三、恽代英等出席会议，决定组织学生于30日，到租界进行反帝大游行。这天下午，当二千余名学生游行至南京路时，英国巡捕发射排枪，疯狂屠杀学生和市民，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。当天晚上，陈独秀在张国焘家，召集蔡和森、张国焘、李立三、刘少奇、恽代英、王一飞、罗觉等开会，决定进一步发动罢市、罢工、罢课，全面开展反帝爱国民族解放运动。当时，中央局在上海的领导成员只有陈独秀、瞿秋白和张国焘。瞿秋白主编《热血日报》，张国焘坐镇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，陈独秀居中指挥，负总的责任。6月1日，席卷整个上海滩的总罢工、总罢课、总罢市如滚滚怒潮，波及全国，影响世界。全国约有一千七百万人投身其中，全世界有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集会募捐，声援五卅运动。
五卅运动期间，他发表了很多文章，指出五卅运动是以上海为中心，向全国发展的“民族自由运动”，明确表示：“中国国民运动中眼前的死敌，在外的是英、日帝国主义者，在内是奉天军阀”“今后我们的总口号应该是‘武装平民’，‘打倒奉天军阀’，‘废除不平等条约’，‘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’。”
(蔡和森)
到了8月，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下，反帝联合战线开始分化，工人已是孤军作战。这时，工会领导人中有人萌发出冒险死拼的念头，企图以“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。”他不赞成这种“浪漫的‘拼命’办法”，认为现在应是蓄积实力，巩固已得的胜利。“应改变上海、香港罢工的政策”，工人可以有条件地复工。
五大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
四·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，党内一些人对陈独秀的领导发生怀疑。这时，他还在上海，而党内的多数领导已聚首武汉，准备召开中共五大。会前，瞿秋白邀集罗易、鲍罗廷、维经斯基和张国焘等，讨论中央的路线和政策。瞿秋白愤怒地批评说，由于中央一直对蒋介石抱有幻想，才酿成了四·一二的严重打击。广东的党组织提出的土地革命的主张，不为中央采纳，中央领导的威信也因此丧失。至今，这种严重的危机却被有的人掩盖了，使莫斯科难以知道详情。瞿秋白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，他所说的“中央”“中央领导的威信”，指的便是陈独秀和彭述之，“有的人”，则是批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。维经斯基和鲍罗廷考虑到日益险峻艰难的形势，表示大敌当前，中央内部应以大局为重，以团结为重，不宜扩大党内分歧，此时讨论党内危机是不适宜的，还是暂时搁置为好。
陈独秀来到武汉时，心情也是十分痛苦的。上海和全国其它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事件，使党内很多同志被捕、被杀。党内的各种批评和责难，也因此而纷至沓来。他无意推卸自己的责任，既不申辩，也不解释，整日愁眉不展，默默无言。客观、公正地说，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交叉的、多方面的，主要是蒋介石、汪精卫等背叛革命所致。
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。陈独秀代表中央局作《政治与组织的报告》，对二年来的工作作了回顾，并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作了检查。这时，党内同志对陈独秀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更以“钦差大臣”自居，无视中共中央，无视陈独秀，使陈独秀的领导地位极不稳定。鲍罗廷目睹此情此景，极为焦虑，一再做说服工作，告诉党内年青同志，处此危难关头，不要纠缠过去，应该策划未来，现有领导还是不宜动摇为好，正是由于他的劝说，党内一些年青同志才放弃了对陈独秀的批评。
陈独秀虽被选举为总书记，然而，他已经失却往日的风采和威严。当年曾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回忆说，中共五大前，“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。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。”当时，瞿秋白、张国焘、谭平山都有继承陈独秀的可能性。在五大的大会发言中，他们“都或明或暗批评陈独秀。”“在武汉时代，陈独秀虽仍为总书记，他执行的是瞿张谭三巨头的决定。”“他们三人唱了一样的调子，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。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，陈独秀如同小媳妇。……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大骂陈独秀，陈独秀不敢还骂。”后来，瞿秋白也在《多余的话》中说：“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，独秀虽然仍旧被选，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。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，独秀就退出中央。”
(鲍罗廷)
不久，共产国际便来训令，要求中共批判机会主义，改组中央机构。7月12日，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训令，重组临时中央常委会，停止陈独秀、彭述之的工作。陈独秀也递交了一份辞职书，说：“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，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，实在没有出路，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。”自此，他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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